这是在2007年9月成稿的一篇文章，读起来有醍醐灌顶之感，至今对我国军工产业转型升级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主要介绍了世界军工产业的转型趋势、转型规律、转型方向和转型方法。文章很长很长很长，请各位读者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思想的精华如果轻易采撷，反倒显得不那么珍贵了。小编也为您梳理了一下文章脉络，共4部分，并在文中作了显著标志：
1）风云变化：西方军工发展的历史天空。主要介绍西方军工产业诞生后大致经历的成长阶段、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快速发展阶段，冷战期间的持续扩张阶段和冷战后的转型阶段。
2）新军事变革：西方军工转型的风向标。主要介绍海湾战争时期“网络中心战”的新军事变革，为西方军工产业带来“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集成经营”的企业转型道路。
3）资本市场：西方军工发展的快车道。主要介绍西方军工产业长期资金市场上市筹集资金发展，从而做到进退有序，游刃有余的发展历程。
4）痛定思痛：俄军工改革还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吗。主要介绍与西方南辕北辙的俄军工企业改革不归路上的经验教训。
军事工业作为相对独立产业的诞生和发展，是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和近代殖民地战争以后的事，英国是最先建立专门制造枪炮、弹药和军舰工厂的国家。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应该说就没有独立的军工产业存在。奴隶社会时期，青铜器制造技术已用于部落和国家之间战争冲突所需武器的制造。可以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武器装备主要是由民用公司制作的，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如此。例如，第一次大战期间，飞机用于军事的需求突然急剧增长，美国工业界交付了1.4万架飞机和４万台发动机，其中飞机公司只生产了很少一部分，飞机机体主要由300家各类工厂生产，发动机则大多数来源于汽车工业。因此，那时的军事工业，按现在的说法，是典型的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军民互动的产业；同时也是非常分散的产业，几乎是全民皆军工，招之即来，来之能造。由于战争是人类竞争的极端形态，因此也最能刺激竞争手段和相关科技的发展。例如在我国春秋时期就发明了铁器，那时虽然也用于做一些生产工具，但大多数都用在做兵器，冶铁技术因为军事用途的需要而加快了发展进程。到了西汉，铁器大量应用于农业，使得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今天，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又成了全世界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归宿。发展军民一体的制造业，以此来实现寓军于民这本身不足为奇。因为，从冷兵器时代开始，制造兵器的工匠们就是军民结合的，平时生产镰刀，战时生产矛剑；平时生产的弓箭是为了狩猎，而战时则作为武器。那个时代的军民一体和寓军于民，往往使军工能力相当分散，这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
在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技发明日新月异，工业化大生产突飞猛进，由此在带来高度专业化的同时，也扩大了分散度，军工产业亦是如此。
然而可以让我们关注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军工产业掀起了一轮集中化的浪潮，并至今方兴未艾。集中化的思维改变了军工产业的格局，而且也已经对其它民用产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今天的工业产业正在由生产线组装产品的时代走向由网络线组装（集成）价值的时代。更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历史性转型居然也发生在作为国家的“御用”产业——军事工业的身上，并且是在长期资金市场的运作、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政府的一同推动下，步入既军民一体又不断走向集中的新境界。也就是说，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是市场的力量，是资本化运作演绎了今天西方世界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分析和研究这样的变化趋势及其规律，从而借鉴于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应该说不失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良径。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从“木牛流马”的传说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大宝船，证明在原始的非动力机械技术阶段，中国是具有相当水平和地位的。问题是中国错失了把火药技术和机械技术集成发展成现代火器的机遇。相反，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在海外殖民掠夺战争的需求牵引下，快速地发展起最早的军工企业。那个时期的军工企业往往是非常专业的，也是相对少而集中的，其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兵器的研究制造迅速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机械技术，企业的产业链条很长，产品品种也多。当时的军工企业往往是大而全、小而全，从锻铸钢铁原料到制造加工，从枪炮到弹药，几乎是一条龙做到底。笔者工作过的沈阳黎明公司的前身是民国初期创建的兵工厂，当时该厂既生产山炮，也生产炮弹。这样的生产组织方式也是舶来的。世界上早期的军工企业几乎都用这样的方式来组织生产。
二是当时应用大量新技术开发出来的新武器揭开了武器发展史上的新篇章，给冷兵器时代划上了句号。应该说当时的机械化火器（枪、炮）与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一定量的先进枪、炮，并辅之以一定的战术（比如排子枪射击），就足可制服只拥有冷兵器的落后对手。西方列强从战争开始，对中国的侵略史也是一部先进武器战胜冷兵器的历史。一开始新武器生产规模并不是特别需要太大，只需要有少数集中垄断性的公司进行专业化生产就行。因此军工企业虽然已然浮现，但大规模的产业并未形成。即使如此，当时西方军工的技术水平已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十八世纪末的清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进贡给乾隆皇帝的“玩意儿”中，就包括载有110门火炮的“君主”号军舰模型，12年后正是这种军舰在纳尔逊将军的率领下，一举击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再次捍卫了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
随着时光飞逝，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大变化。因为军工产业的发展变化总是与国际安全环境、军事战略、作战理念、军事需求和科技发展水平等紧密关联，安全环境或战争环境，决定了作战理念和军事需求，从而引导和促进了军工产业在既有技术条件下不停地改进革新和发展。同时，技术进步也极大驱动了军事变革和军工产业的新发展。
作为工业和技术革命的结果，大规模的现代武器生产始于19世纪，其标志是铁甲蒸汽机战舰的诞生。铁甲蒸汽机战舰、可旋转炮塔的先进后装线膛炮，以及上等炮弹的发明，意味着军工必须以产业的形式存在。军工产业诞生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发展，由于垄断发展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为了取得争霸战争的胜利，各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武装力量建设，并将当时几乎所有的技术进步和发创明造，如蒸汽机技术、造船技术、内弹道学、外弹道学和新的火药技术等，都引进了军事领域，从而形成最初的军工产业，其产业体系主要涉及兵器和舰船制造。为满足战争的需求，高产出是当时各殖民国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由于市场需求规模大，而且增长快，军工企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迅速成长。
在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的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因此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它和工业革命中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促进了军工产业的成长壮大。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形态，在西方很早就已然浮现，德国1585年就成立了证券交易所；1792年的“梧桐树协定”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1863年改为现名）的前身。在西方，军工产业一出生就拥有非常良好的资本运作环境，因而使军工产业一开始就能亲近资本。同时军火交易也成了重要的国际贸易内容，使西方军工生产融入了世界市场，并且如鱼得水地发展起来。
1863年，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为了挽救危局，清政府就曾向英国购买了六艘（也有说七艘的，不含1艘辅助船）现代化的军舰，耗资一百多万两白银。后来由于政治和外交的缘故，清王朝决定遣散舰队，六艘军舰退回英国变价出售后款项交还中国，加上阿思本的劳务费和600名英国官兵9个月的薪水路费等，清王朝白白损耗了几十万两白银，做了一场建设现代海军的梦。但是英国军火商生意照做，转手把军舰分别卖给了印度、日本和埃及。中国近代国际史上这一幕，其实正是西方军工这一段时期在西方古典经济学重商主义理论影响下快速成长的例证。
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加速了世界军工产业的发展。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各交战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动员，大量原来的民用公司参与了军工生产。战争时期的民转军和军民一体成了当时军工企业的特殊风景线。各类武器装备的产量飞速增加，新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不断涌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交战国的军工产品在整个工业生产里的比重迅速提高，分别达到15%-25%和35%-6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飞机、战列舰登上了战争的舞台，电话、电报等新技术也开始被军队大范围的应用。当时各交战国生产坦克1万辆，火炮15万门，飞机超过19万架。英国舰船工业的生产能力比战前增长了40%，美国海军舰艇在战争结束时的年产量比战争初期的年产量翻了一番，航空工业也成为军工产业的组成部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使用了雷达、火箭炮、喷气式飞机、潜艇、航母、飞航导弹、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从而使导弹工业和核工业也加入了军工产业。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演出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顶级规模的战争活剧。几十万军队同时投入战役，几万门火炮同时把弹药倾泻在对手阵地上，几千架飞机同时飞临一个城市上空。当时主要交战国生产的坦克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多29倍，火炮多7倍，飞机多2.8倍。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除了高产出是各参战国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外，由于军工产品需求量庞大，增长极快，军工企业还十分关注自己的战时动员能力和资源汇集能力。这样一种需求使得军工产业的组织模式慢慢的出现转变，并给冷战时期的西方军工组织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战争打响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苏联的国营军工企业的迅速动员能力，在世界军工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大量的拖拉机厂在最短的时间内转为坦克厂。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在德国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并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以隐蔽的方式大量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作出明确限制的飞机、坦克、潜艇等重要武器，也给全世界留下了新的思考空间。
冷战时期（1947-1989年），由于核威慑战略的影响，连绵不断局部战争的需求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为了争夺霸权，谋求军事优势，展开了长期的军备竞赛。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军品技术领先，军工产业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航空航天工业、导弹工业和核工业急速扩张，电子设备在武器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成为军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高性能、高产出，而非成本，是各国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各国长期保持高额的国防采购费用和科研费用，使军品生产和贸易在全球经贸中占有主体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军工产业达到历史顶配水平，年均国防科研费用达到约800亿美元，年均生产总值达到约2550-2610亿美元，军品出口总额达到约40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由于冷战时期对武器系统高性能、高质量的要求，使得军品生产在制造流程、主要设备的性能、劳动技能和生产组织方面，与民品生产有显著的不同，而高额的国防预算支撑了庞大的军工商品市场，因而冷战时期军工企业主要以专业化的方式加快速度进行发展。
冷战时期，西方军工企业一方面加快上市等资本化运作，以快速筹集资金支撑冷战军备竞赛的需求；另一方面欧洲一些国家还不惜通过政府接管的方式，对军工实行国营化来维持军工的快速发展，而这恰恰成了日后西方推进军工转型的切入点。
冷战结束至今，世界军费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从1987年冷战顶点以后，世界军费开始显著下降，然后在1998年左右降到最低点，1999年开始又持续上升。
冷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防采购费用大幅度减少，即使是重要大国，要保持其国内军工产业基础的能力都很难。冷战后，军工产业规模的合理化、军民一体化和出口市场的开拓成为各国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为了使军工产业规模合理化，政府不得不决定或者允许合并或者收购，特别是允许包含外国伙伴的合并和收购，以缩小规模，减少内部竞争。尤其是在西方用不战而胜的手法搞垮苏联以后，自己回顾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历程，也觉得不寒而栗。
尽管冷战时期，美苏两个阵营都穷兵黩武，但毕竟是循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在走。西方军工当中，军民结合型的企业毕竟占多数，受市场配置资源的影响，在军备竞赛的同时，没有忘记发展确保民生的经济。而前苏联则大不相同，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下，几乎所有高科技和重工业都围绕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运转。有人说前苏联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其实红旗落地的真正原因是排长队买食品和生活用品。因此前苏联解体垮台成了西方军工之所以要转型的前车之鉴。当然，海湾战争之后出现的新军事变革，又为西方军工企业的转型加上了新的推动力。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政权统治下的伊拉克突然出兵占领了科威特这个石油大国。科威特虽然是个富得流油的石油大国，但却是个和梵蒂冈差不多无国防的弱国，对于经历过八年两伊战争战火洗礼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而言，科威特显然是唾手可得的盘中美餐。萨达姆此举激怒了整个西方阵营。5个多月后，1991年1月17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发动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强大的军事打击使伊拉克屈服了，但美国似乎有难解心头之恨的感觉。虽大有不肯善罢甘休之意，但要立即推翻萨达姆政权，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当时情况下，最让美国举棋不定，以至于放弃立即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原因是武器体系跟不上趟。打得赢和打得好（打得起）是两回事。而打得好和打得起则说明仅仅有先进的单项武器平台还不行，重要的是要有科学先进的军事武器体系和能力。对于一支远征军来讲，除了人，它所能投入战斗的只有武器；而对于一个以逸待劳的抵抗方，它所能投入战斗的则是一个包含所有因素的体系。只有用一个体系对抗另一个体系，才有机会实现打得好和打得起的目标。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长途跋涉，想在极短的时间内打赢一场战争，不管是什么对手，都只能采取杀鸡用牛刀的策略。即使西方军工产业一直磨刀霍霍，但是海湾战争没打几天，战斧式巡航导弹就告罄。看来美国使出了吃奶的劲也只能对付一场战争，或者说只能打得起一场战争。这暴露的是美国还不具备一个可以象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应付自如的军事能力。
1991年的海湾战争之后，在西方，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军工产业转型就更被提到了军方的议事日程，他们开始认为，武器装备供应商应转型为一种军事服务体系供应商。军工企业应该更好地为未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而这种贡献的重点是更好地提供一个武器网络（装备能力）中心体系方案的军事服务。为此，美国国防部精确指出，应当停止将国防工业仅仅视为舰船的制造者、飞机的制造者和航天飞机的制造者，而应当开始将其视为所需作战效果（能力）的提供者，并且应该以这样的视角来监管军工企业，评估其竞争和能力。
这样一种思想，直接引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战略思想出现了重大变革，这是所谓的新军事变革。这个变革推出了两个标志性的新理念：其一，由单项战略型武器构成的“老三位一体”（核潜艇、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军事战略，应让位给由战略打击力量，快速机动反应部队和军事工业基础所构成的“新三位一体”军事战略。这个战略把军工直接纳入军事力量的范畴，从而引起一个重要变化，即军工产业的专业界限将变得更模糊，军工产业基础将变得更广泛。其二，实现网络中心环境下的全军联合，从而要求各军种以未来在一体化作战空间展开有效军事行动为宗旨，发展能够与其他军种无缝联合与合成的军事能力，这也在客观上提出了模糊军种界限来发展装备技术的需要。换言之，当战争由各种兵器之间的对抗，转化为网络化分布式的体系对体系的对抗、能力对能力的对抗时，军工企业必然要从专业化与专业化的竞争转型为全价值链对全价值链（研发能力与研发能力、制造体系与制造体系、产品系统与产品系统、产业链与产业链）的竞争。这样一个“网络中心战”的新军事变革，带来的是军工产业走向“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集成经营”的企业转型。
西方军工企业加快进行“全价值链集成经营”的转型，正是始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不久。1993年，美国国防部长威廉·J·佩里在一次国防工业主管参加的晚宴上发表演说，公开鼓励合并，随后美国国防部立即用调整军备订单作为杠杆，掀起了军工企业合并的浪潮。西方把这样的合并称之为军工企业集中化进程。而这次著名的晚宴随后被西方世界军工行业称之为“最后的晚餐”。佩里在“最后的晚餐”上到底说了什么？外界人士不得而知，而从随后的行动中我们得知，他要求军工产业所做的正是“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产业化发展。”
“最后的晚餐”之后，西方军工产业体系的每一次调整都是按照符合新军事变革的需求来展开的。军工产业体系逐步扩大，边界越来越模糊（重叠），军工产业基础被看作是基于实现作战效能（能力）的每个部分组成。如在整个军事网络中，军工产业将被视为是由“五个基于作战效能的领域”：即战斗支援领域、力量投送领域、精确交战领域、本土和基地保护领域，以及作战空间一体化领域所组成，而不再是由诸如飞机、导弹、车辆舰艇等作战平台和武器系统所组成。这样一种全新的定义和任务划分，对军工产业带来的影响无疑是革命性的。
美国政府和军方这种按照将军工产业视为基于作战效能的所有的领域所组成的思维来看待和管理军工产业，自然也就引导产业基础、参与数量、竞争策略、业务结构出现根本改变；也导致军工产业的基础更广泛，更多的公司参与军工产业，军工企业将由提供产品平台转向提供能力体系和服务的改变。随之也导致政府管理军工产业的方法和策略的改变，如根据新军事变革的需求，界定工业界将要提供的能力，评估工业能力的优势和弱点，在高风险研发项目投入资金、支持顶层企业按能力体系而不是产品平台重组业务架构、加大业务的集成度，提升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核心能力、简化采办程序、降低军购壁垒、增强业务透明度，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机会参与军工产业，公司竞争战略将不是提供武器平台的竞争，而是在提供能力（价值）方面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军工产品集成商转化为体系服务集成商。利用自动化生产线组装产品不再是它们的核心竞争力了，而以体系和系统集成能力为核心，以基于信息化基础和电子商务平台下的“商业网络线”上组装能力和价值成了重要军工集成商的新核心竞争力。
2004年世界军工产业百强中名列前茅的波音公司的转型就非常典型。1993年，也就是“最后的晚餐”开启军工产业合并重组的那年，波音公司的业务最重要的包含三大类：商业飞机、航天、防务，而到2003年则扩大为：商业飞机、航天、防务、网络系统、公共服务、金融业务等。它的转型最重要的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实行跨平台的多元化发展，而这些跨平台的业务发展主要通并股票市场的并购完成；二是为控制集成的核心技术，向纵向一体化发展，即向上游的电子信息技术及向下游的服务和培训领域发展。2000年，波音公司为强化商业飞机运营部、军用飞机及导弹部、太空及通信部的系统集成能力，沿产业链进行了七次并购。2001年，为强化一体化的集成能力，进行了三次收购。三是特别注重与中小企业建立紧密的供应关系。通过横向及纵向的一体化，波音公司形成了作战保障、力量投送、精确交战、本土与基地防御以及一体化作战空间所有的领域的集成能力，成为2004年全球最大跨平台、跨领域并具有全价链体系特征的军工主承包商。
为了适应新军事变革，那些专门从事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的技术领域和专门提供技术服务的中小企业成为了老牌公司（产品服务集成商）的收购对象。2003年通用动力以每股35美元，共计以15亿美元收购了维利迪恩公司。2006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兼并了成立于1988年的ISX公司。西方军工产业这样的转型能奏效吗？它果真能支持西方致力推进的新军事变革吗？这成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然而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是在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打响的一场战争，并且遭受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这场战争无异于虎口拔牙，它不单是在检验新军事变革的成效，也是在检验西方军工产业转型的成效。战争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以零伤亡获得全胜，米洛舍维奇则被送上国际法庭。这场战争发生于“最后的晚餐”五年之后，显然它为西方新军事变革，也为西方军工企业转型颁发了一个合格证。
西欧等国家军工企业也都进行了大规模兼并重组活动，大多国家军工企业形成了寡头、甚至独家集团垄断的局面。随着垄断的增强，国家军品任务更多以独家承包的方式来进行，转包业务大多在内部进行。在西欧，军工企业改革不仅是局限于组建国家级大集团，而是组建了欧洲级大集团。西方军工集团竞争的对手主要瞄准国际，而不是国内。以此为标志，西方军工经过大洗牌之后重新搭建起了一个更为牢固的军工产业金字塔。这个金字塔以原材料制造供应商为基础，依次为元器件制造供应商、分系统制造供应商与最顶层的武器体系和服务集成商。从那以后，转型的西方军工产业不断显示出更强的效能和生命力。
“9.11”以后的反恐战争（持久自由行动）、伊拉克战争都证明了军工产业转型的新趋势，越来越有效地适应着战争的新“游戏”规则。按照传统的方法来定义的“军工产业”，其边界正在迅速地拓展，军方慢慢的变多地向那些可提供军事服务的公司下单。很多任务，应该由合同公司还是由军队来完成，其界线改变了；“商品”和“军品”之间的界线也同样改变了。比如，现在没有电子、通信和IT的专门技术，武装部队是没办法完成任务的。拥有这样技术的公司大部分原来都是民用公司，现在只需被军工集成商并购或其业务被军工集成商“组装”到自己的体系就可以为军事服务了。
整个西方军工老牌公司2002年以后对这些拥有新技术的民用公司做了许多收购活动，而且美国走在了前列。这一过程中，工业界的许多公司积极做出响应，从此以后军工产业会更集中，由产业价值链连接起来的金字塔形的军工产业组织更加巩固壮大。尽管产业基础拓宽，民用技术更多地转为军用，军民加速一体化发展，但顶层集成商的核心竞争力不但未受到削弱，反而由于构成了全价值链经营的竞争态势，使得集中以后的军工企业更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军工企业在发展第四代战机F-35时，所显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优势和竞争力。
新军事变革对军工产业提出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新要求，因而也就使军工产业有如下新特点：
军工产业的基础，从最初产生时仅有的机械制造、火药制造和船舶制造业开始，到一、二次大战时期，交通业、航空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核工业等等的加入，到冷战时期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的加入，再到反恐战争时期IT服务、后勤服务的加入，已经拓展到几乎包括现代工业的所有领域。根据这一趋势可以断言，军工产业的基础还会随着军事需求发展而继续扩大，而这种趋势必然使军工产业向业务多元化转变。
今天的军工产品体系已经是一个跨越多个行业的复杂和庞大的产品体系，它的最终产品有飞机、导弹、坦克、潜艇、核弹、信息战装备、太空战装备等等；配套产品，即安装在最终产品上为使最终产品发挥作用而完成一定任务的产品，如飞机的发动机、导弹的推进系统，飞机、坦克、舰船上的通信设施、导航设备、雷达、其他电子装备等；辅助产品，即不安装在最终产品上的保障设施，如机场管理设施、导弹的运输、起竖和发射三用车等。在现代战争中，这一些产品体系还需要与信息技术结合，集成为一个综合的网络中心，才会发挥综合的战斗力。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这样的产品体系也会不断地涵盖更多的品种和范围。例如伊拉克战争以后，人们已能感觉到，传媒也已成为战争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业务集成跨学科、跨专业、跨行业，集成难度高，产业辐射面广，研发投入大，完成周期长
2．业务集成跨学科、跨专业、跨行业，集成难度高，产业辐射面广，研发投入大，完成周期长
军事装备不仅是最终产品本身的集成，是跨专业、跨行业、集成难度慢慢的变大的体系集成。
例如，第四代战机不仅要通过数字化的电传控制技术来控制飞机实现超音速巡航、过失速机动、保持隐身性能，还要通过信息感知技术了解战场态势，做出战斗决策等等。因此飞机本身是通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一个局域网，而且不一样的种类的武器平台还需要与其他种类的武器平台通过信息技术集成为战区网络，这是所谓的网络中心战。
只有这样，各种武器平台才能发挥更大的综合效能，因此适应网络中心战的武器装备体系的集成难度更大。如大范围的应用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和在研的多层拦截导弹防御体系、天空海陆一体化的信息网、机载和天基激光器、弹道导弹、核潜艇，都是多行业高度集成的装备体系，其开发难度高，投入大，周期长，集成辐射面广。
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军工产业的两个重要转变：一是面向军事需求和能力要求，对社会各种可用资源进行协同组织和管理来实现自身提供的体系集成；二是对军方由提供产品平台发展为提供作战能力体系的一站式服务的体系。正因为这样的转变，决定了军工产业必须越过传统的反垄断壁垒不断走向集中。这样的集中仍然必须维持适度竞争，以提高效率和降低用户采购成本，其发展的新趋势则是竞争从集成层面下沉到原材料、元器件和部件分系统的层面。
同时，对武器装备高低搭配赋予了新的意义，即通过低端武器装备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来解决不断攀升的武器装备体系的成本问题，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开发F-35变成全球战机，它既和F-22战机形成高低搭配，同时又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来实现减少相关成本的目标，防止了集中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3．军民技术界限越来越模糊（重叠），民用技术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军民一体化程度加深
3．军民技术界限越来越模糊（重叠），民用技术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军民一体化程度加深
军工产业依靠的产业基础愈来愈普遍，使得民用技术对军用产品变得日益重要。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军事技术一直领先于民用技术，主要是以军带民。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在许多领域，尤其是电子、IT领域，军用技术落后于民用技术，由于冗长的研发采购周期，许多军事技术常常在进入服役前就已经过时了。许多从前只服务于军事和安全的技术领域如密码技术，现在也大量民用。另外，现在军工产业慢慢的变多地使用标准的商业部件，重要武器系统中的许多部件是商业现货供应的产品，是由那些不认为自已是军工产业一部分的制造商生产的。例如，美国有1/3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与军火生产有关，有一半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从事与军工有关的研究，而且出现了以民带军的趋势。因此，现在如何迅速地将民用技术转为军用已成为军工产业体制机制转型的焦点。
而这样的现实，使传统的专业化理念一下子成了昨日黄花，军工产业正在加速从军民结合型向军民一体化型的转变。军工企业甚至要在看上去似乎与军事毫不相干的民用领域获得成功并占领市场，这样才有机会一旦需要，迅速开发出一个先于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全新武器装备体系。能否实现军民一体慢慢的变成了军工企业能否保持不退出军工产业的重要标志。
4．设计制造的综合性强、专业化程度高，不断采用新技术，固定成本增高，促使军工产业通过集中化提高竞争力
4．设计制造的综合性强、专业化程度高，不断采用新技术，固定成本增高，促使军工产业通过集中化提高竞争力
武器装备普遍是多学科综合设计的产品，或者是多行业产品交叉构成的高度集成的系统，因此生产的综合性很强。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质量，军工科研生产基于集成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例如，为了更好的提高飞机经济性、减轻飞机重量、增加飞机隐身性能，现在慢慢的变多地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而这样一种材料已经大量用于体育、娱乐等民用产品，现在大量被飞机、导弹选用。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专业化趋势，即复合材料的制造必须和产品设计同步开展制造工艺的设计。另外，在确保武器装备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本金和提高生产效益，在军工生产中，尤其是大型的航空、航天、舰船、兵器企业广泛使用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生产模式，如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柔性制造等先进的制造系统，引入建模与仿真等先进的技术，引入并行工程、精益制造、敏捷制造等先进的生产模式。
对需求量少，新技术上的含金量高、价格昂贵、具有战略作用的武器装备，如核潜艇、隐身轰炸机、战略弹道导弹等，在和平时期往往采取限量生产，低速生产的策略来长期保持生产能力，一旦战争需要就能迅速扩大生产。这一些因素的变化，实际上都将导致军工产业固定成本逐步的提升，而固定成本的提高大多数表现在集成的层面。因此只有多个产品平台共享一个集成价值链，形成资源共享优势，才有机会在新条件下减少相关成本，来提升军工产业生存能力，这是军工产业走向集中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动力。例如三菱重工既生产F-2战机、航空发动机，还生产潜艇、支线客机、火箭，并成为波音787客机重要的新型复合材料结构件的供应商。乍一看是个什么都干的大杂烩，其实三菱重工已发展成为一个在价值集成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企业。
5．军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投资强度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主导和长期资金市场驱动相结合的转变
5．军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投资强度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主导和长期资金市场驱动相结合的转变
政府是军工产品的最主要的消费者，并且为防止武器扩散及保护本国的军工产业基础和国防安全，减少对外国采购的依赖，发挥了绝对主导性的作用。各国一般优先购买本国的产品，并对技术转让、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竞争环境、所有权结构、国际化程度实行管制，这使得军工产业的市场规模、国际贸易、跨国并购和投资长期以来一直深受政府的政策影响，并且相对民品而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随着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这样的一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军工产业基础的逐步扩大，使得军工产业的集成难度增大，研发投入慢慢的变大，民用技术转向军用的增多，民用公司在军工产业链中的数量增加，军工产业与民用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使军工企业的经营事物的规模增大，军民一体化程度加深、市场规模扩大，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同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欧美在全球政治的得势，军工市场、军工生产的国际化也慢慢变得明显，全世界内军工业务向民营和外资的逐步开放，各国政府对军工企业垄断竞争的放松，使军工企业的垄断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延伸。例如，原通用动力公司（现洛克希德·马丁）在发展F-16战机这一典型的三代战机时，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国内进行有限集成的，仍是典型的美国造。但当洛克希德·马丁在发展F-35四代战机时，情况就大大改变了，这型战机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集成的，而且政府意志退到了幕后，商业运作凸显了，甚至当F-35战机推出总装时，美国国防部次长仅仅扮演了一个商业推销、打广告的角色。军工产业基础的扩大，以及通过集成和价值链纽带的连接而实现的垄断竞争格局的形成，使得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军工企业将是一些超级的产业巨头。
西方军工产业的这些变化，使得商业资本越来越显赫地登上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舞台。能这么说，没有长期资金市场，就没有西方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成功的历史。今天，历史走向新军事变革和军工产业转型，资本的力量就更重要。我们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以下方面，军工产业的发展将越来越需要长期资金市场的支持：
而西方军工产业这些目标的实现则是由政府政策放宽和长期资金市场热情参加共同促进的。
军工产业的竞争对手在国外，而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西方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所谓军工产业的竞争力，必然指的是国际竞争力。
西欧各国早就积极行动，在顶层集成上先消除国内竞争。德国1989年就把所有主要航空航天企业集中起来，成立了德国航空航天公司（DASA）；1999年两家有竞争关系的大型军工集团蒂森和克虏伯合并为蒂森克虏伯集团。法国已将宇航公司、达索公司、汤姆逊公司、阿尔卡特、马特拉等五大军工企业按照专业进行了重新调整，消除国内竞争，并形成了资本交融的局面。英国也同样通过强强联合和整合，形成了几个大军工集团的局面。面对美国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西欧并不满足于仅仅消除国内竞争，而是力求要在整个西欧范围内消除顶层的竞争，为此2000年法国、德国、西班牙三个国家的主要航空航天、防务等业务整合成立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EADS）。
美国为了消除内部的民机竞争，保持国际竞争优势，这个最崇尚法律的国度，对自己国家的反垄断法置之不顾，批准波音与麦道合并，完全消除了大型民机的国内竞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本来就是世界头号军工企业，为逐步加强全球竞争力，1997年7月它和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宣布合并，要不是西欧的强烈反对，这项合并完全可能实现。
美国一改过去那种保持国内企业之间激烈竞争的做法，改为适度竞争，更多地是转向为相对专业化分工。
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美国的第四代战机F-22的主承包商，2002年又在竞标中击败波音公司，赢得F-35联合攻击战斗机(JSF)项目。这与美国第三代战机研制生产时的做法完全不同。曾经生产B-2隐形轰炸机(已停产)的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除了继续维持提供A-6舰载攻击机、EA-6B电子战飞机、E-2C“鹰眼”预警机等业务外，在四代机业务方面只能为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打工。波音公司除了众所周知的B787新机型外，还有V-22倾转翼垂直起降飞机、C-17运输机、F/A-18E/F战机、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业务，并且屈尊作为四代战机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的供应商，并且被美国作为四代机的重要后备力量。也许未承担四代机主承包商的两家企业，在更多地考虑未来航空器的业务。但显然，美国这三大飞机巨头的军品业务分工很明确，并不构成直接激烈的竞争关系。俄罗斯也于2006年底组建了一个包括所有军民用固定翼飞机设计生产单位的联合航空制造集团(OAK)，目的也是要消除国内竞争，形成较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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