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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叔叔把“废品”卖给中国院士院士回国后用它造出

来源:ub8优游登录官方网站    发布时间:2023-12-25 04:17:42
  • 1946年的某个下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所实验室内,一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正在和一位中国人进行一

  1946年的某个下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所实验室内,一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正在和一位中国人进行一场交易,交易的物品却是该实验室即将被处理掉的一堆“废品”零件。

  后来,这位中国人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而这堆“废品”,成为了我国成功造出的基础。

  这位美国人是特朗普的叔叔,他出售这堆“废品”有何目的?这位中国院士又是谁?他为何需要购买一堆“废品”?他和我国的研制成功又有什么关系?

  这位中国院士名叫赵忠尧,在很多人眼里,他没有钱学森、邓稼先等两弹元勋的如雷贯耳。

  1902年,赵忠尧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县城,富庶的家庭条件让他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赵忠尧并没有因家境优渥就放纵自己,而是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热衷于汲取新的知识。

  尤其是在接触到一些理工学科后,他对此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20年,赵忠尧通过优秀的成绩考入东南大学。

  大学有更优秀的师资力量和学习条件,热爱学习研究的赵忠尧在这里如鱼得水,并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物理学。

  在学校期间,赵忠尧表现优异,被选为助教,他自己也对这项工作十分热爱,虽然只是助教,但也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微弱的力量。

  大学期间,赵忠尧在物理学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1925年毕业之后,清华大学向他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助教,赵忠尧欣然接受。

  在从事助教工作的同时,赵忠尧也没放弃物理学上的研究,1927年,他获得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去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1936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位名叫卡尔·戴维·安德森的美国物理学家获奖,其获奖原因是发现了正电子径迹。

  这位科学家一夜之间名震世界,但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件事——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迹象的人,其实是赵忠尧。

  这位教授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1936年获奖的安德森也曾经跟随他学习过。教授理论知识渊博,实验经验比较丰富,赵忠尧在这里学习到了很多。

  1929的一天,赵忠尧在实验室中照常进行硬伽马射线的实验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

  通常情况下,硬伽马射线散射时,只会发生光电效应引起的吸收,但这天硬伽马射线穿过重元素时,赵忠尧观察到了另一种反常的吸收现象。

  随后,赵忠尧立刻针对此现状做出了研究。通过一系列实验之后,赵忠尧还发现硬伽马射线在铅元素中会产生一种特殊辐射。

  很快,他将这些结论整理成论文发表了出来。只是当时,他没有因此现状联想到“正负电子”的概念。

  直到后来,安德森因为正电子获奖后,人们才意识到,当初赵忠尧观察到的特殊辐射和反常吸收,正是正负电子的产生与湮灭的过程。

  赵忠尧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诺贝尔奖,但他的发现对世界物理学意义非凡,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贡献。

  以赵忠尧在物理学界的地位,他无论留在哪个国家都能前途无量,但他的意志从始至终都很坚定——出国只为学习,回国建设才是最终目的。

  1931年年底,赵忠尧结束了在美国、英国等多地的留学,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出国之前,赵忠尧是清华大学的助教,回国之后,他成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赵忠尧致力于将自己学到知识传授给祖国的下一代,在教学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

  他不在乎学校的条件是否艰辛,只希望自己能将知识传授给更多人,尽可能多地为中国核物理研究做出贡献。

  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在中国推进核物理研究工作并没那么顺利,甚至在赵忠尧提出建立实验室时,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当时的很多人,并不了解核物理的重要性,直到1945年,落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

  这件事让世界各国心情复杂,一方面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欢喜,一方面又因为美国手握威力巨大的核武器而忧虑。

  民国政府因为事件有了紧迫感,立刻促成了赵忠尧和中央研究院的合作,让他们快速推进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进程。

  在赵忠尧的带领下,核物理实验室很快组建了起来,接着赵忠尧和一批科研人员一起全身心投入到了核物理研究工作上。

  研究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赵忠尧等人夜以继日努力了大半年时间,却始终没太大进展,其中有一项大难题一直没能解决,那就是设备问题。

  但暂不提其他几个国家愿不愿意出售这样重要的设备,即使能买,以我国当时的财力也不足以承受其高达40万美金的价格。

  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经过了很久的努力,在全国各地奔波,最终也只筹集到了5万美金。

  这个难题不解决,核物理的研究就无法成功推进,可世界局势却容不得慢慢解决此事。

  1946年,美国拟在比基尼岛上做试验,特意邀请几大同盟国前去“观赏”。

  民国政府本来决定派两位官员作代表前去,但其中一人提出了建议:“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和谐外交,我觉得应派出一位对核武器足够了解的专家一同前去。”

  毫无疑问的,这次试验非常成功。各国代表面上其乐融融,对美国大加称赞,但心里都已经有所忌惮,美国的目的达到,得意的笑容倒是完全发自内心。

  政客们侃侃而谈,赵忠尧则是望着远处的硝烟陷入了沉思,他想:无论如何,中国必须造出自己的。

  40万美金始终没凑齐,赵忠尧手中的预算,仅有用于购置静电加速器的5万美金,以及购买其他各种器材的7万美金。

  仅靠着这些预算,购买静电加速器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但赵忠尧暗暗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这项任务只许成功。”

  到达美国之后,赵忠尧经过各方面的考察,最终意识到,无论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这些资金都完全不足以购买一台静电加速器。

  但这个事实没有让他放弃,反而让他产生了另一个念头——自己研制静电加速器。

  于是,赵忠尧暂时放弃了自己一直做的核物理研究,而是转而将所有精力投入了对自己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工程技术。

  面对这些质疑和不理解,赵忠尧却始终坚定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研制出自己的设备非常有必要,而他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后来,赵忠尧用他的多年坚持告诉所有人——中国可以研制出自己的静电加速器。

  决定自己制作静电加速器后,赵忠尧首先来到了麻省理工物理系,这里有一个实验室正在进行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工作。

  如果能够顺利进入这所实验室,将能学习到很多相关知识,也能积累一些经验。可惜,这所实验室的负责人并不接受外人参与项目。

  在一处碰了壁,赵忠尧并没放弃,而是退而求其次,来到了电机系的一所实验室。

  这所实验室虽然不进行静电加速器的完整制作,但会涉及到部分功能的实现,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约翰和物理系的那位负责人很不一样,他没有对外人藏私的想法,对赵忠尧很友好,也经常给赵忠尧很多帮助和指导。

  两人逐渐熟悉起来,除了工作内容之外,偶尔也会有别的方面的交流,有一天交谈的时候,约翰问赵忠尧:“你为何需要研制静电加速器?”

  赵忠尧很信任约翰的为人,于是没有隐瞒,告诉了他想买静电加速器但资金不足的事情。

  没想到约翰听后却说:“实验室有一批部件已经退役,即将被当做‘废品’处理掉,你不介意的话我愿意低价出售给你。”

  这对于赵忠尧来说是意外之喜,虽然只是一些部件,但能够买到的话对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工作也是一大进展。

  1947年,赵忠尧已经完全掌握了发电机和加速管的制作的过程,于是离开了约翰的实验室。

  临别之前,约翰真诚地说道:“我相信你一定能研制成功。”赵忠尧收下祝福,继续奔赴下一段征程。

  幸运的是,这座研究所的负责人正是制造静电加速器的先驱之一,能够为赵忠尧带来很多帮助。

  在这个研究所内,赵忠尧和另一位中国同胞一起研究了大半年,成功完成了2.5MV高压静电加速器的设计。

  接着,赵忠尧回到了麻省理工,为制造零件多方奔走,联系各路人脉,历经种种困难,才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单的工厂。

  异国漂泊两年,赵忠尧终于能回国,但因为当前国内局势不安稳,赵忠尧从大局考虑,决定暂且搁置回国计划。

  他的目标是为祖国的建设发展贡献力量,不能让静电加速器的研究在战乱中夭折。

  8月,他带着几大箱的重要零件登上了船,踏上了回国的路,但路途不似来时顺利,而是波折重重。

  9月船经过日本时,赵忠尧等多名中国学者被驻日美军拦下审查,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不久后,台湾当局派出了代表前来探视,使尽浑身解数进行游说,试图邀请赵忠尧等人去台湾工作。

  赵忠尧同样不为所动,即使自由受限,前途渺茫,但他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祖国。

  经过多番交涉周旋,这艘船终于在11月底抵达中国大陆,赵忠尧终于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次月,赵忠尧立刻成立了静电加速器研究小组,带领无数人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55年成功制成700kv静电加速器,后因其巨大贡献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700Kv静电加速器对我国技术已是很大的进步,但要用于核武器的研究,但这还远远不够。

  又经过3年时间,研究小组在赵忠尧的带领下成功制成2.5Mv静电加速器,这个加速器的成功研制,正是后来我国能够成功研制出的关键基础。

  后来,赵忠尧有时会想起美国的时光,想到约翰的“废品”时,他总会露出怀念又感激的微笑,假如没有这批“废品”,可能就不会有静电加速器的成功,也不会有后来的。

  赵忠尧错过了诺贝尔奖,但他对世界物理学的贡献毋庸置疑;他不像两弹元勋们一样家喻户晓,但他却为我国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赵忠尧的一生低调却也辉煌,他不在乎名气大小、地位高低,而是一生致力于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才、推动祖国科技进步。

  当我们对那些名气如雷贯耳的科学家们感激崇拜的时候,是否也应该不忘那些默默无闻为国奉献的人们,是否也该对他们致以敬意、将他们的名字也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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