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挡“逃兵”我国古人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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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古代，被派上战场的兵士都是被朝廷强行征召的老百姓。在绝大多数的封建王朝中，从戎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也不能给小卒带来位置上、利益上的优点。

  我国礼教有“身体发肤，受之爸爸妈妈”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从戎违反孝道的危险极大。终年冲锋陷阵身体难免会遭到毁伤，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孝的行为。所以，为让麾下小兵能毫不勉强地卖力，控制者只能出台一系列严惩逃兵的方针，用鞭子赶着他们上战场。

  在秦人所著的《军爵律》中，总共有两条关于处置逃兵的规则：一条是每五个兵士被编入名为“伍”的作战单位，只需有兵士逃跑，那么他所属的“伍”中的其他四人，都要遭到牵连，服两年的苦役。想要免于牵连，那就得在战场上砍下一颗敌军的脑袋，用军功来抵罪。这种连坐的准则，让兵士之间失去了信任感，为了本身安全的考虑，兵士们不得不彼此监督，告发那些有或许逃跑的战友。

  至于除秦国之外，其他的诸侯国是否使用了相同或相似的军法，咱们不得而知。在《军爵律》中，另一条关于处置逃兵的规则是这样的：假如兵士在战场上不可思议的失踪，戎行依照逝世处理，并对其家人发放抚恤金。不过，假如失踪者假如没有战死沙场，而是惊惶万状隐姓埋名，被查出后戎行会将他抓回来，充作奴隶，并掠夺此前给予失踪者家庭的全部优待。

  在商鞅变法后，秦朝的戎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人头革新”。想要建功立业？那就拎着敌人的脑袋换军功章。只需砍下一名敌军的首级，就能换到一级爵位，及若干土地。除此之外，杀敌建功的兵士，国家还会给予其日子、法律上的种种优待。

  所以，秦国的兵士比其他几个国家的兵士士气更足，可谓战国时代最强的戎行。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秦国具有其时最完善的军功体系，在秦国从戎远比在其他诸侯国从戎待遇更好。所以，秦国的逃兵数量应该不多，处分也不算严峻。

  在戎行开拔的状况下，兵士只需逃跑被抓，逃跑一天判处徒刑一年，两天两年，以此类推。流亡超越半个月的逃兵，则直接判处绞刑。在交兵期间，不管兵士流亡多久，被抓回来一概问斩。驻防期间，兵士逃跑一天杖责八十，三天加一等，最高可判处放逐三千里。

  五代时期，关于处置逃兵的军令愈加严厉。朱温命令，在每个兵士的脸上刺上编号，在全国各地建立哨所，凡是发现脸上刺字的逃兵，定斩不饶。朱温的军令敏捷在华夏各地推广，各大军阀开端选用这种方法处理逃兵的问题。

  到了宋朝，这项军令被沿袭。所以说，在宋朝不光罪犯的脸上会被刺字，连兵士的脸上也会被刺字。到了宋仁宗时期，这一军令被修改为流亡满三日斩首，王安石变法时又改为流亡满七日斩首。

  明朝对逃兵的情绪相对宽恕，明律沿袭自唐律，所以对逃兵断定也被分红两种状况。不过，明朝的军令在处置逃兵时并不考量逃兵逃跑的日期，而是依据次数来量刑。依据明朝《兵律》的记载，上战场的兵士初度流亡的，打一百大板，然后持续随军出征，再犯的才会被处以绞刑。对那些驻防的兵士，则愈加宽松，初犯者打八十大板，持续驻防；再犯者打一百大板，发配到边远地方驻防；三犯处以绞刑。

  因为清朝是异族控制，所以绝大多数军令都沿袭自明朝。只不过，清朝控制者放宽了绞刑，改为“绞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待到秋审时再依据实在的状况决议是不是判处逃兵死刑。跟着清朝军法的变革，关于逃兵的处置方法越来越重，到了后来，清代例律中不再将逃兵流亡的状况划分为驻防和出征，只需是在营的将士逃跑，一概斩立决。斩立决与斩监候不同，前者无需秋后重审，当即履行死刑。

  不过，清朝却在军令中参加这样一条，若逃兵在战役完毕前自首，可免于死刑，在战后被发配到各地八旗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