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国军售首单：代表团揣着5美元出国回国带回167亿美元

来源：ub8优游登录官方网站    发布时间：2024-02-02 03:26:04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军工产业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大量国产装备不但满足了人民军队的需要，而且还实现了出口创汇。

  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新中国的第一笔军工订单居然是向挑剔的客户推销“过时”飞机，而且代表团寒酸到了只有五美元的机动经费。

  但在我外交和军工人员的合力之下这批飞机为我国换回了一笔宝贵外汇，并且开启了中国军工走向世界市场的大门。

  每年的珠海航展都会展示一大批专门为国外客户生产的外贸型武器，而且许多国家也认为中国的装备最符合该国需要。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1979年之前我国不但没有靠出口武器赚钱，反而还白白援助了许多国家大量武器和弹药。之所以当时会无偿外援，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人民军队自南昌起义开始在20多年的艰苦斗争中武器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外，就是靠自己军工厂生产一些简易的枪炮和弹药。

  而作为主要对手的军队虽然也有军工厂，但其武器的重要来源却是从国外进口或接受大国的援助。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我国也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尤其是海空军方面解决了我军长期以来的空白。

  抗美援朝胜利后苏联全面援助我国的156项目在全国正式展开，这批工业项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军事工业和配套的重工业。

  这使得第一批国产装备有很强的苏联痕迹，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国高层对于国际武器交易的态度。

  比如我国的飞机厂和坦克厂都是苏联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援助的，其本身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而我国在援助越南抗击法国和美国侵略者过程中出于共同阵营和共同国家利益的需要，以近乎无偿的价格提供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的粮食等后勤物资。

  1958年后20年时间里，我国光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埃及等16个国家免费提供的飞机就有1153架，还有多种发动机和航空零备件。

  然而让人沮丧的是我国这种对外援助虽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形成了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我国所得的实际收益却不大。

  曾经大力援助的越南在1975年后倒向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却只助长了阿领导层的贪婪。事实上这种靠送武器换取友谊，已经并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1979年底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郑重进入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新时代。

  然而所有想要大干一场的人都发现我国的家底实在是太薄弱了，1978年时我国的全部外汇存底仅有1.67亿美元。

  由于大量向西方国家进口工业设施，导致1980年时我国甚至会出现了外汇负13亿美元的局面。而即使不从整个国家的政策发展来考虑，我国的军工体系到了70年代末已经很陈旧落后。

  早在70年代随着我们国家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改善，航空工业等部门就已经提出向西方国家购买一些先进的设备来升级改造飞机，坦克，舰船等武器装备。但是西方国家可不讲究什么”阶级感情”，所有的合作项目都需要中国支付美元。

  1978年新一代领导人听取军工部门和航空工业领导的汇报后指出，飞机发展的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要引进科研手段，要多派一些人出国留学。

  面对军工行业急需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时又极缺外汇的情况，说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1979年1月2日中央会议正式决定，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

  1月3日王震副总理在国防工业各部门会议上明白准确地提出各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收外汇原则上归各部自己使用。

  1月18日航空工业部党组决定成立外事领导小组，由段子俊副部长任组长、陈少中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并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负责具体业务。

  虽然做出了出口武器换汇的决策，可是上哪儿去找合作客户呢？冷战中世界被划分成了两大阵营，那么那些没有能力生产武器的国家也基本被划分成了”亲美”阵营和”亲苏”阵营。

  ”亲美”阵营大部分国家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富裕对所购武器的要求比较高，短时间内国产武器他们是看不上的。而”亲苏”阵营的国家普遍比较贫穷虽然可接受我国装备的性能，但是想让他们掏真金白银却非常困难。

  外事领导小组经过分析终于发现有一个国家最合适，那就是曾经阿拉伯阵营的盟主埃及。

  在1956年之后埃及曾经倒向苏联阵营获取了大量苏援，但是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决定同以色列和平相处[1]。

  埃及的这一重大转变不但把阿拉伯国家几乎得罪光了，而且还导致苏联和埃及的军事合作基本中断。

  而1973年战争中埃及军队也承受了较大伤亡，特别是空军各种装备都需要补充。

  恰好1979年1月埃及政府希望我国能提供几种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备件，2月萨达特总统派图哈密副总理前来中国洽谈此事。

  但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埃及推销飞机，第一个困难居然是我国当时并没有能让埃及人心动的装备。埃及空军曾经长期装备苏制战机，在战争又接触到了先进的美制战机。

  当时我国空军部门只有歼-6能够稳定生产，歼-7和歼-8都还没有大规模装备。

  但当时埃及空军训练部门正好急需要一款教练机，而歼-6改的歼教-6是能够很好的满足需要的。

  可决定向埃及推销歼教-6之后，怎么样做合理定价又成了个头疼问题。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国家军工装备成本核算体系并不科学，空军购买价65万人民币明显偏低。

  后来有人提出可以参照国际市场上同样性能的装备进行估算，最终决定歼教-6报价为每架120万美元。之后又为合同条款而发愁，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卖装备而不是”送”装备。

  幸好这时候有人拿到了前两年民航从国外进口飞机的合同书，大家从卖方角度将合同条款进行反向逆推终于敲定了第一次出口飞机的合同条款。

  最后代表团出国推销产品是需要用外汇的，中航技公司的领导人赵光琛亲自到外贸部希望能酌情借给。

  为了能尽快去埃及开展业务航空工业部决定不等埃方关于洽谈购买飞机的邀请信，就趁2月底埃及民航主席请求派团协助修理安-24飞机的机会派了代表团同行。

  由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民担任团长，成员有沈阳飞机厂试飞站副站长钱家骝，成都飞机厂设计所副所长沈永元，西安飞机厂工艺室副主任伍力，沈阳航空发动机副总工程师黄建，中航技公司项目经理卢贵智和成都飞机厂派出的翻译刘明树。

  为了省钱代表团出国前商议能用人民币结算的全部用人民币，到埃及之后一切保障尽量由埃及提供或向我国驻埃及大使馆申请支援。

  就这样最后代表团只拿到了五美元的机动经费或者是应急经费，这还是三年前我国某代表团省出来的。

  3月15日代表团一行终于到达了埃及首都开罗并由埃及民航安排住宿，但埃及民航却因主席出国而对洽谈飞机修理问题毫无准备。

  不过当我国代表团向埃及空军和政府说明推销飞机的来意后，埃方马上热情地提供了招待场所并派专人负责交通。

  但是我方人员很快就摸出了埃及方面的小九九，那就是他们仍然希望中国如之前那样无偿援助。

  这不能怪埃及人耍心眼。毕竟之前十几年我国已经向埃及无偿援助了一批飞机，而埃及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军费自然也不是很宽裕。

  于是埃及空军代表在第一次会面时希望这次我国仍然是无偿援助，下一次再商谈购买事宜。

  我刘国民团长据理力争，首先向埃及方面指出一个基本国情：当时的中国人均GDP才300美元，而埃及已达到了1000美元。

  之后刘国民团长又拿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来说理。他首先指出埃及自从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之后每年进入十几亿美元，而埃及从来就没允许哪个穷国的船不交钱就通过苏伊士运河。

  刘国民还不忘提醒埃及在1956年之后是中国第一时间派出了引水员，协助埃及方面恢复了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能力。

  埃方人员最后也认可这笔武器交易对两国都有好处，可空军高层态度还不是很明朗。

  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军方认为我国推销的歼教-6性能有些过时，可事实上我国将教练机作为推动出口的突破口是一个精明之举。

  毕竟一线作战飞机若是存在代差，在空战中就会被一边倒的屠杀。但是教练机都会存在着长寿的特点，比如歼教-6在人民空军中一直服役到新世纪。

  而埃及空军训练部门也认为购买歼教-6符合实际，不但物美价廉还能够马上弥补装备空缺。

  在长达50天的艰难谈判中我驻埃及大使馆提供了许多必要帮助，而且还充分的利用了我国十几年在当地积攒的人脉。当时的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曾经是埃及的空军司令，在埃及政府中地位举足轻重。

  刘国民拜访穆巴拉克后正是在他的直接过问下，埃及空军高层才开启了正式的谈判。

  一次在双方一同视察埃及空军基地时，埃方人员认为我方人员只懂英语于是就大胆地用阿拉伯语交谈。

  结果我方大使馆一名人员是通晓阿拉伯语的，他听出了埃及空军司令已经认可我方的报价。在得到了如此重要的情报后我谈判人员在价格这一块坚决不肯让步，终于实现了出国前制定的目标。

  可到双方最后签署协议时，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时埃及部门向我方代表团出示了国书也就是政府正式授权书，要求我方人员出示对等的国书。

  这让绝对没外贸经验的我方代表团一时不知所措，因为我驻埃及大使馆没有权力签发国书，现在马上让国内制作又来不及。

  幸好刘国民团长拿出一张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时的印有国徽的座位卡，对埃方人员说这是所谓的国书。

  1979年5月2日和3日，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埃及空军正式订了两份合同。我国共向埃及出口歼-6战斗机44架，歼教-6教练机6架，配套发动机248台[2]。再加上备件供应与发动机的修理，合同总金额达到1.67亿美元。

  1980年4月我国和埃及又签了出口60架歼-7及相关零部件的合同，总金额2亿多美金。虽然在今天这点钱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却相当于当年我国外汇存底的19％。

  同年两伊战争爆发，我国向两伊大量出口步枪，火炮，坦克，轰炸机等装备。1987年我国出口沙特东风-3中程导弹，合同金额高达35亿美元。

  80年代我国军工出口量达到了一个小高峰，众多军工厂都是靠出口订单才挺过了困难时光。

  而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盘活，我国也展开了同西方国家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在80年代我国从法国进口了直升机，海响尾蛇导弹等装备，从英国购买了L-7坦克炮和许多航空电子设备。

  1985年我国第一批出口约旦的歼-7M战斗机，就装备了英国先进电子设备[3]。

  1994年我国出口泰国的护卫舰，则完全按泰国方面的要求提前为其美制装备预留了接口。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们国家军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联系的频繁，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按客户要来生产装备的能力。

  今天我国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军售大国，某些国家甚至会出现了全副武装的”中械军”。这既为我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大幅度的提升了我国的对外影响力。

  [3] 中文：歼7战机50年历程：7次改型 出口亚非数百架．中国空军．2013-06-25